隨著全球貿易沖突的日益嚴峻，學術界對保護主義的討論熱度大增，絕大多數學者對保護主義持批判態度，但就如何認識保護主義的本質以及應對思路上存在較大分歧。以德國歷史學派為代表的重商主義推薦的保護政策只是針對幼稚產業，而當今美國政府發動的保護主義則把美國具有優勢的高科技產業作為著力點，這些明顯的差異被西方經濟學忽視了。如果用西方經濟學的邏輯來理解保護主義，就無法深刻理解保護主義的前世今生，也就給不出合適的對策，甚至會引起誤判。保護主義是通過各種破壞手段阻礙正常的經濟合作，西方經濟學通常反對保護主義并捍衛自由主義，但保護主義與自由主義是一枚硬幣的兩面——由于自由主義的不穩定性造成了二者之間鐘擺式的輪換；保護主義與自由主義是西方經濟學的隱性和顯性的兩個版本，當然兩者也都沒有擺脫資產階級經濟學的庸俗性。

一、保護主義與自由主義的共同目的是維護壟斷

保護主義因表面上與自由主義相對而得名，但兩者的策略并不是獨立的，而是一個硬幣的兩面。保護主義和自由主義在時間順序上總是互相替換，這是因為資本主義的實踐具有不穩定性，常會物極必反。保護主義和自由主義是同一內涵下的兩種極端表現，是否定之否定發展規律的體現。

從歷史上看，英國作為古典自由貿易倡導者，在其失去霸主地位之際，立刻轉向保護主義；美國作為新自由主義的倡導者，一旦相對衰落，就會出現如特朗普總統推行的“美國第一”政策。可以說，只要有需要，西方國家就會毫不猶豫地實施有利于本國利益的政策，雖然有時裝作不情愿的樣子，我們切不可被西方輿論假象所迷惑。也就是說，自由主義和保護主義經常扮演“好警察、壞警察”的把戲，當保護主義當道的時候，自由主義往往會扮演成與保護主義不同立場獲取信任，借勢規勸受到保護主義威脅的國家放棄抵抗，順從霸權國的要求。近期，有一些信奉西方經濟學的專家就在公開場合建議我們停止促進經濟發展的舉措，主動停留在全球價值分工的低端，放棄科技發展。這其實都是自由主義和保護主義在不同條件下維護壟斷權利的經濟思想的表現。

拋開西方經濟學的種種“教條”和“規訓”不談，（新）自由主義在追求效率的掩蓋下，本性是一種強力偏袒強者的制度。其忽略不同國家不同發展階段和競爭能力差異，要求按照強者制定的規則進行競爭，并且把干涉看作扭曲市場的不合理行為，強力推進贏者通吃的格局。西方國家經常使用比較優勢理論來掩蓋自由主義的野蠻性，落后國家發展初期當然還離不開比較優勢，但如果觀察發達國家的經濟發展，會發現發達國家并未依賴比較優勢，發達國家追求的是壟斷優勢，壟斷是自由主義的動機。從歷史上我們看到，推行西方自由貿易的國家都是強者，在方式上往往采用暴力和脅迫，從而導致了殖民主義與自由主義伴生，新殖民主義與新自由主義共存的現象。

由于種種原因，包括發展中國家掌握了經濟發展的經驗從而快速發展，實力不斷上升，導致原有國際格局發生變化時，現有霸主立刻會把自由主義政策調整為保護主義政策，其目的就是盡量延續壟斷利益，從對增量的獨占轉為對存量的維護。今天美國實施的保護主義，并不是保護幼稚產業發展經濟，而是強力限制別國對其壟斷優勢的挑戰。美國在外部條件發生變化時，即刻拋棄自己制定的不合理制度安排，用一套更加不合理的話語加以替換，指責別國的發展，限制其他國家的競爭。這也說明美國多年來樹立的經濟學學科體系的真實目的是為美國利益服務，而不是反映所謂的規律。

二、保護主義頑固性的基礎

保護主義是典型的損人不利己，但由于西方經濟學對保護主義的根源認定不夠準確和有意掩蓋，所以在討論保護主義頑固性方面總是輕描淡寫，有觀點把保護主義存在的原因歸結為少數人的觀念錯誤和局部合理性，這顯然遠遠不能解釋為什么保護主義在世界范圍內經常重復泛濫。制度是非中性的，自由主義指導的世界經濟體系是一套有利于維護壟斷利益的制度，當世界格局發生變化導致壟斷力量即將消失的時候，西方國家就會轉向保護主義，盡量延長壟斷利益，這是自由主義—保護主義之間轉換的基本原理。清楚了保護主義的來源，保護主義為什么如此頑固的原因就不言自明了。

上世紀80年代以后，新自由主義逐漸主宰了英美等西方發達國家的政策。在新自由主義塑造的國際格局下，國家和民族的共同體被弱化，取而代之的是一個超越國家和民族的全球主權模式。

這套體系運轉得非常出色，除了日本、韓國少數幾個作為美國的前哨國家順利進入高收入行列以外，絕大部分發展中國家被阻擋在中等收入范圍內，這種現象被稱為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不能簡單地把日本和亞洲四小龍的成功歸為實行了“出口導向”戰略，積極參與國際競爭，從而順利地進入高收入經濟體行列。事實上，日本和韓國能夠成功最重要的因素是美國對上述國家開放了廣袤的市場并慷慨地提供了技術，而且日韓并沒有實施自由主義政策，韓國、日本至今都不是真正的開放經濟體。這些原因使日本和韓國有條件成功實施單邊“出口導向”政策。其他發展中國家則沒有這種待遇，其實，海地和墨西哥也在實施出口導向政策，但顯然并不成功。

即便是今天，凡是發展中國家能夠出口的產品，都有嚴格的貿易保護和關稅壁壘。美國對WTO成員國執行的最惠國進口關稅稅率平均為3.1%以下，但在紡織品方面常達到10%以上，而且在紡織品方面設立復雜的國別歧視和種類繁多的非關稅壁壘，高端產品稅率都很低，低端產品反而稅率都很高。顯然美國不是為了保護本國夕陽產業而設置保護措施，紡織業在發達國家是夕陽產業，但對眾多發展中國家絕對是朝陽產業，而且是多數發展中國家工業化進程中的第一步臺階，控制了紡織品和其他初級工業品貿易，就可以限制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獨立自主地起步。美國進口墨西哥的紡織品關稅非常低，是因為在墨西哥生產這些紡織品的企業大部分都是美國企業。美國針對紡織品大國印度和秘魯產品的實際進口稅率是4%左右，針對尼加拉瓜產品的實際稅率為7%，對孟加拉、柬埔寨和尼泊爾則飆升至14%-15%，反觀美國針對發達國家的平均關稅稅率則只有1.6%，所有法國出口美國的產品繳納的關稅約等于所有孟加拉出口美國的產品所繳納的關稅，而孟加拉的經濟規模只有法國的1/30。海地擁有世界上效率最高的棒球生產能力，按照自由主義觀點，一國專注于最擅長的產業應該實現富裕，事實上，海地卻因此成為世界上最貧困的國家之一，進入比較優勢死胡同。

三、當前美國發起貿易戰是新自由主義進入“超賣”階段的必然結果

西方資本主義發達國家主導的幾百年歷史中，自由主義與保護主義之間內在的聯系脈絡非常清晰，自由主義勃發期是霸權國全力擴展國際利益的階段；保護主義盛行則是在霸權國遇到挑戰時極力維護既得利益的手段。自由主義和保護主義密不可分，保護主義本質上是自由主義進入“超賣”（Oversold）階段的體現。與真正的重商主義主張應該根據發展階段來實施分組發展的市場經濟不同，自由主義和保護主義主張贏者通吃的市場經濟，新自由主義并不是真正的市場經濟。發達國家通過操控知識，故意給重商主義貼上了保護主義標簽，而把自由主義與其孿生兄弟保護主義分離，獲得主流地位。

20世紀80年代，里根總統在撒切爾夫人的支持下對全球實施了新自由主義改造，國際三大機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和關貿總協定（1995年改為WTO）相繼被新自由主義改造。面對歐洲和日本企業對美國企業的競爭，美國潛移默化地改造了知識產權制度，知識產權從保護發明者利益的手段轉變為維護發達國家跨國公司競爭力的重要工具。發達國家大量向海外投資，用低廉的要素價格，換取發展中國家的比較優勢紅利，攫取了大量的經濟利益，但大部分發展中國家卻沒能通過吸收外資讓國家富裕。新自由主義自身具有不平衡性，在全世界范圍內造成的是富國愈加富裕，窮國愈加貧窮；在發達國家內部也出現了嚴重的兩極分化，由于資本的逐利性，大量海外投資和外包使得發達國家的中低收入者的工作受到了來自低收入國家的競爭，而經濟全球化匯集的財富則被頂層收入者所獨占，1980年美國收入最高的前1%的人群獲得了國民總收入的10%，到2016年則達到了20%，與此同時，收入后50%的人群在國民收入中的總份額從20%下降到13%。事實上，自80年代以來，美國中低收入者的收入就已經陷入了長期停滯。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新自由主義作為一種經濟制度已經破產，卻沒有新的思想替換新自由主義。隨著中國等國家實現經濟起飛，新興經濟體憑借其龐大規模，已經對世界格局產生了重大的影響，尤其是中國從2010年開始成為第二大經濟體。這種變化也體現在經濟占比上，美國經濟在全球經濟中的比重由2001年的33%下降至2016年的24.7%，主要發達國家（包括美國、歐盟、日本）經濟在全球經濟中的比重由70%下降至不足一半，以金磚國家為主體的新興經濟體在國際經濟總量中比重日益上升，世界經濟格局發生了變化，保護主義此時發作是意料之中的事情。

破除保護主義，必須深刻理解保護主義的訴求。從歷史發展規律看，一輪保護主義盛行往往是一波自由主義的尾聲，目的是延續和維護壟斷利益，任何有助于保護主義目標實現的舉措都反而會加重保護主義的程度。

當前，美國試圖以超常規的貿易訛詐為武器，重要一點就是消除對其壟斷利益的挑戰，維持其對市場的壟斷地位。中國的發展客觀上影響了西方在全世界收取壟斷租金的地位，這是保護主義發出訛詐的根本原因。

由于保護主義是霸權國為了延續壟斷地位而實施的政策，如果一味滿足保護主義的要求只會助長保護主義的發展，以要價回應要價才是現代國家之間處理競爭問題、制止保護主義無休止蔓延的良策。此外，當前保護主義泛濫，對抗保護主義不是單一國家能夠解決的問題，需要國際社會共同參與應對，構建經濟發展新秩序。二戰后美國利用大國優勢，通過市場準入等手段，在世界各個地區取得政治經濟利益，這種方式被稱為經濟杠桿，美國使用這種方式塑造了延續至今的世界秩序。中國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擁有龐大的單一市場，國際影響力越來越大。我們應該秉持正確的義利觀，善用經濟杠桿，聯合世界上能夠聯合的國家，共同抵御保護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