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的經濟學理論研究取得了長足的發展，其中金融學理論的發展是最為顯著的領域之一。在計劃經濟時期，我國的金融學只是部門經濟學一個相對獨立的分支，現在的金融學已完全與經濟學融合在一起，成為微觀經濟學的重要基礎和宏觀經濟學理論大廈的重要支柱。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發展中，不論是研究范疇的擴展還是研究體系和研究內容的深化，金融學都位于核心的部分。進入新時代，中國的金融實踐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面臨的國際國內環境發生了重要的變化，金融研究領域出現了許多新的課題，急需在繼續解釋與指導實踐的基礎上，實現創新發展。

改革開放40年中國金融學理論發展的兩條線路

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金融學理論的發展與整體經濟學的發展一樣，是沿著兩條線路進行的。一條線路是市場經濟國家現代金融理論成果的引進和吸收；另一條線路是根據我國國情和改革進程進行的理論創新。

市場經濟國家的經濟金融理論在上個世紀有很大的發展，特別是上世紀50—60年代，金融理論的研究出現了一個高潮。在金融學理論方面，最突出的是以資本資產定價模型為代表的金融市場理論的發展；在金融機構組織理論和商業銀行經營管理、通貨膨脹和金融危機傳導機制等方面的研究都取得了許多進展。上世紀70年代以后，金融創新理論和應用成果不斷涌現，金融工程、行為金融學研究取得了重要進展，預期理論、信息理論更多地引入到金融研究之中。進入新世紀以來，全球金融風險不斷暴露，金融危機暗流涌動，金融理論研究在風險管理、金融監管和國際協調等方面取得許多新的成果。總的來看，在我國改革開放的過程中，對于西方現代經濟金融理論的發展，我國學者給予了高度關注和及時的跟蹤研究，并在比較分析的基礎上進行了借鑒吸收。

更重要的，伴隨我國經濟金融改革的進程，在借鑒吸收西方現代經濟金融理論成果的同時，我們自己也進行了一系列的理論創新。其中最主要的是從計劃金融體制向市場金融體制轉軌中的理論創新。比如改革初期的“流動資金全額信貸”、財政基本建設資金的“撥改貸”、信貸資金的“差額管理”，1990-1993年的清理“三角債”，1998-2001年的“債轉股”，資本市場發展過程中的“股權分置改革”，市場機制改革中的“利率市場化”和“匯率并軌”等理論。一系列理論的創新有力地支持和推動了現實的金融改革。

從金融機構體系來看，我們從“大一統”的銀行改革開始，先是通過擴大基層銀行經營自主權，提高銀行的經營活力，當時叫作“搞活銀行”。經過設立專業銀行，建立中央銀行制度；設立政策性銀行，把政策性業務與經營性業務分開；設立資產管理公司，把專業銀行轉為商業銀行；引進戰略投資者，把商業銀行改制為上市金融機構等階段，實現了國有金融機構的轉型。與此同時，多元化的各類金融機構也先后設立，逐步形成了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競爭性金融機構體系。

從金融市場來看，我們從發行國債和企業債開始，先后建立了同業拆借市場、債券市場和股票市場。貨幣市場和資本市場體系的建立，為經濟體制轉型提供了最基本的條件和支持。我們從“官定利率”，經過“擴大利率浮動”和分層次逐步放開利率，已接近完成利率市場化；從“匯率雙軌制”，經過“匯率并軌”和完善市場化形成機制，已實現了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等等。

在轉型經濟理論創新發展的同時，結合中國發展實際，在金融基本理論、金融運行原理、金融宏觀調控等方面，我國也取得很多新的成果，包括貨幣與經濟增長分析框架、金融機構經營和監測指標的分析范式、金融市場的估值與投資分析體系、貨幣政策和宏觀審慎政策雙支柱監管、防范和化解系統性金融風險理論等。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綜合平衡理論，1984年黃達先生出版了《財政信貸綜合平衡導論》，系統搭建了財政、信貸、物資“三平”的理論分析框架，之后又把外匯納入，成為“四平理論”，這是我國宏觀經濟金融學一個重要的分析框架。在貨幣政策工具創新方面，央行也先后創設了“央行票據”“常備借貸便利”“中期借貸便利”“抵押補充貸款”等工具。在金融發展方面，綠色金融、普惠金融等受到高度重視，并通過規定一些“不低于”指標加以保證，金融機構的社會責任也同時加以強化。在科技與金融的融合方面，中國的理論和實踐更是走在了世界的前列。

回顧改革開放的40年歷程，金融理論的創新發展有力地推動了現實的金融改革，金融體系的改革和發展為經濟體制的整體轉型提供了最重要的基礎條件。總體來看，經過40年的改革發展，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和金融體制已經基本建立起來。

金融實踐的快速發展呼喚金融理論的不斷創新

隨著經濟轉型的基本完成和中國在全球經濟中占比的快速提升，未來經濟金融發展將會面臨新的環境。我們所面臨的問題和挑戰，許多也是發達經濟體所面臨的共性問題。因此，就經濟金融理論研究來說，我們已經走過了以引進吸收為主的階段，創新研究將更加重要。面對更多相同的問題，中外學者將是在同一個平臺上進行學術碰撞。

未來的經濟金融發展，更加需要理論的創新。比如貨幣與經濟的關系，在上世紀70年代初全球貨幣體系徹底與黃金脫鉤以前，實物與貨幣的聯系極為緊密，這種關系可看成是一枚硬幣的兩面。由于兩者具有自然的內在聯系，因此雖有外力影響，兩者的背離程度很低。在完全信用貨幣情況下，貨幣與實物的自然聯系被切斷，貨幣供應在技術上具有了無限增長的可能性。實際貨幣量的供應就完全取決于外在的力量，也就是取決于政府和貨幣當局的理性判斷和把控能力。另一方面，現代金融制度設計和龐大的金融市場體系，以及科技成果在金融領域的廣泛應用，又使貨幣脫離實體經濟而在金融系統內自我循環成為可能。那么，在完全信用貨幣體系下，貨幣的基礎是什么，貨幣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有無一個邊界，如有，這個臨界點在哪里？這是一個急需探索并會實現理論創新的重要問題。

改革開放40年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金融在其中發揮了極大的支撐作用。經濟體制從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轉軌，一個重要條件和結果便是經濟的貨幣化和金融化。

1978年，我國的廣義貨幣供應量（M2）為1159億元，與國內生產總值的比率是0.3。2017年末，廣義貨幣供應量達到167.7萬億元，是國內生產總值的2倍，金融機構資產總量252.4萬億元，是國內生產總值的3倍。貨幣總量和金融機構資產總量與經濟總量（GDP）的比值比美國、歐盟等發達國家高出許多。可以說，我國已經完成了經濟貨幣化的過程。1978年，我們沒有資本市場。2017年末，我國各類債券余額74.74萬億元，上市公司3485家，總股本5.37萬億股，期末市值56.71億元，社會融資規模存量達到174.6萬億元。雖然經濟證券化的比重提升還有一定的空間，但總體上看，經濟金融化的過程不久也將結束。在40年的改革過程中，金融幾乎釋放了它的全部能量，改革前金融抑制的狀態得到了根本改變。因此，未來中國經濟的增長已不可能單純依靠金融數量的擴張來推動了。

現在的金融狀況是結構性供給不足和金融依賴過度并存。近年來，中央一直高度重視防范金融風險，今年還把防范化解金融風險和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底線列為三大任務之首。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壓力一方面來自于金融總量的龐大和過度的金融依賴；另一方面來自于金融資源配置結構不夠合理、金融運行的基本規范遵守不嚴、金融與實體經濟的內在聯系部分斷裂等。這些問題都需要通過嚴謹細密的研究找到解決問題的理論支持，從而推動改革的進一步深化。其中最為關鍵的，是堅持在國家宏觀指導下的市場金融體制的改革方向。經濟金融研究領域需要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下的金融實踐做出理論上的闡釋和總結，并通過進一步的理論創新，建立和完善能夠解釋和指導我國現實金融改革和發展的現代金融理論，為金融更好地服務經濟社會發展提供理論支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