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金融快速發展，創新舉措層出不窮。金融的快速發展不僅為經濟長期繁榮提供必需資金，也為中國金融學發展提供豐富研究素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金融實踐和社會經濟發展中產生的問題交匯在一起，在對金融發展提出新要求的同時，也對金融學研究提出亟待破解的重大問題，帶來激動人心的理論創新機遇。

定義并建設符合中國國情和經濟社會發展階段的高質量金融。金融的本質是把資金需求方和供給方以簡單、直接、透明、有效的方式連接起來，服務實體經濟。長期以來，受“金融發展必然促進經濟發展”的金融深化理論影響，不斷擴大金融資產規模被普遍認為是發展金融、繁榮經濟的必然途徑。然而，隨著我國經濟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資金脫實向虛、“融資難、融資貴”等問題反復提醒我們，更多的金融并不意味著更好的金融，規模并不是一個好的衡量金融發展的指標。例如，增加的貨幣供給及攀升的企業和地方政府債務也可體現為金融資產規模的擴大，但這種規模擴大如果超出合理限度，就會破壞經濟發展。又如，實體企業以產融結合之由大舉進軍金融業也能帶來金融資產規模快速擴大，但這不僅會加劇金融領域的低質競爭，致使金融中介效率低下，而且會導致金融對實體經濟投資的擠出效應。因此，金融結構是否合理、金融服務覆蓋是否廣泛、金融中介是否有效率等才是衡量金融發展水平更為重要的指標。新時代的中國金融學研究應深入回答以下問題：我國合理的金融規模是多大？什么樣的間接融資與直接融資比例更有利于提高資本使用效率和勞動生產率？怎樣把金融業附加值占GDP的比例降到一個合適的水平？產業和金融結合的適當邊界在哪里？等等。

提升我國金融資源配置效率。金融是國民經濟的血脈，是現代經濟的核心，是資源配置的樞紐。除了融資，金融體系的另一重要職能是價格發現，即提供反映市場供求關系和金融資產風險水平的統一定價。這就是經濟學中的一價定律。如果違背一價定律，就會產生套利或尋租機會，降低資源配置效率。由于發展階段等原因，違背一價定律的現象在我國還大量存在，由此帶來一些尋租行為和金融亂象。例如，剛性兌付或者軟預算約束的存在使得金融機構和企業的風險溢價不能得到合理估值，這些機構樂于通過不斷融資來實現規模上的突破。這不僅降低投資效率、增加金融系統性風險，而且使得我國遲遲不能形成市場化的收益率曲線，難以形成給風險資產定價的“錨”；上市公司“殼”價值的存在，同一企業A股和H股價格的背離，也都是對一價定律的違背。梳理林林總總的違背一價定律的現象，找到消除它們的方法并付諸實施，將為金融學提供眾多重要研究課題。再者，信息不對稱導致的建立信任成本高昂是中小企業融資難的主要原因，也是發展普惠金融、綠色金融和消費金融面臨的最大瓶頸。金融如何與大數據、人工智能和區塊鏈等新興科技深度融合，大幅降低建立信任的成本以提高資源配置效率，也迫切需要金融學研究去破題。

提煉獨具特色的中國金融實踐經驗，構建輻射世界的中國金融理論。過去40年，我國金融領域改革者和實踐者不囿于陳規俗見的約束，創造了大量獨具中國特色的實踐經驗。例如，以開發性金融為代表的金融實踐，通過對國家信用的證券化來獲得資金，以保本微利為目標，采用市場化手段實現國家戰略；在金融不斷對外開放的背景下，采取進退有據的金融開放策略，建立審慎的監管框架，防范系統性金融風險，穩健駕馭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對外開放和減少資本管制這“三駕馬車”，為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營造了比較穩健的貨幣政策環境；在經濟發展早期資本嚴重缺乏時，地方政府創造性地把土地的未來收益“證券化”，以房地產投資和城鎮化促進經濟增長......這些獨具特色的金融實踐既符合中國特定發展階段的特點，又蘊含現代金融學的激勵相容理論和通過證券化實現價值的跨時空交換等智慧。提煉這些金融實踐經驗，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金融學理論，為解決人類面臨的共同挑戰貢獻中國智慧，對我國金融學研究來說，不僅是亟待研究的重大課題，也是必須承擔的重要使命。